文化傳統需在每一代獲得“重生”

  “中國”是近幾年來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熱詞。這不僅體現出我國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主體意識”的集體覺醒,也反映出“中國”超越單純研究對象的方法論意義。在這一潮流中,《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學的視角》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學科樣本。

  該書作者引入的一個經典案例是舊石器時代考古中的“莫維斯線”問題———該線以東的地區以砍砸器/石片為主,該線以西則流行手斧。東亞和東南亞很多地區一直到新石器時代還在使用砍砸器工具,而沒有出現手斧。對此問題的一個回答就是“竹子假說”———即因為一些地區豐富的竹子資源,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工具技術路徑:經過炭化的竹刀是非常鋒利的,在民族志中均有記載。石器不會腐爛,能夠保留下來;而竹子不容易留下可供考古發現的器物,因而造成了工具“斷層”的假象。換言之,如果能夠依靠中國本土的考古材料發展出不同于歐洲的工具發展譜系,那就不僅僅是將“中國”作為西方理論的例外或者特例,而是能夠建立一個解釋力更廣的理論體系,甚至可以說明文化傳承與生物傳承的不一致。倘若能夠如此,“中國”將具有方法論意義。

  當然,作為一名學者,必須保持審慎和清醒。那種將“中國”的特殊性推向極致,從而忽視了科學理論普遍性的態度本身,可能就是一種將“中國”景觀化的粗陋做法,也是一種顛倒過來的“東方主義”。正如作者所言:“我們也沒有必要搞自戀,爭什么宇宙第一強國,把什么世界第一都攬到自己懷中。一句話,妄自尊大與妄自菲薄都是要避免的?!?/p>

  人類社會如何可能?

  作者關注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社會整合與動員———換言之,大規模社會如何可能?在此也可以看出考古學對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輻射”作用。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作者引入了斯蒂芬·米森提出的“教堂模型”———一個廳堂周圍圍繞著幾個廳室,分別代表不同的智力,只有智人打通了不同耳室之間的間隔,升華為一種全新的智力形式。在這一個過程中,象征符號的發明可能是關鍵性的一步。正是因為神話、宗教、儀式、藝術的出現,才使得人類的祖先能夠整合更大規模的群體。這一模型與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高貴的謊言”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然而,它也遺留了額外的難題:啟蒙運動以降,世界各大文明或主動或被動地開啟了一個現代化和世俗化的過程。其典型后果就是,傳統的“象征符號”遭到廢黜———無論是宗教,還是神話,還是自然法,抑或是目的論宇宙觀,均受到了深刻的質疑?,F代自然科學建立自來的宇宙是無目的的、不神圣的、非意志的、遭祛魅的。那么此時,文明的整合與動員能夠依靠怎樣的新象征符號呢?考古學處理的很大部分是史前遺跡,這也使得它天然地帶有某種“童年假說”———即人類文明的演進和個體類似,個體童年期某些經歷可能會對其整個生命周期有奠基性的作用;與此類似,在人類文明早期出現的某些特質,也在很大程度上會決定日后該文明的發展方向。傳統象征符號遭到了質疑,就好比一個人在童年期相信的童話故事的破滅。能否找到一個新的象征符號,是在長時段意義上全人類共同面臨的難題。

  何謂“文化基因”?

  這一概念來自英國生物學家和科普作者理查德·道金斯提出的“雙重繼承理論”———人一方面繼承來自祖先和父母的生物基因,另一方面繼承來自文化的模因,又叫作“彌母”。毫無疑問,后者是對前者的類比,它被認為和基因一樣具有很強的穩定性,但是它有不同于前者的特點。作者形象地指出,文化“可以看一眼就懷孕”。就生物遺傳而言,后代是無法抗拒遺傳的,脫氧核糖核酸的復制就其根本而言是一個微觀的機械過程。而文化遺傳就不同了,它高度依賴人們的認同感和學習能力。例如,你聽到一個有趣的故事,就會反復和身邊的人說;反之,如果一個故事無聊透頂,你大概就不會再與人分享了。此外,對人類而言,大部分的文化模因最初都是由一個或者少數民族發明出來的,隨后在歷史繼承中被其他民族習得,從而進入人類的普遍文化中,例如數字0和輪子。換言之,文化的遺傳只有“表現型”,而沒有生物遺傳那樣的“基因型”。這也使得文化遺傳的機制更為復雜,有待跨學科的深入研究。

  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基因是一個人文社會領域的概念,而不是一個自然科學的概念。當前研究的主要問題是將文化基因自然科學化?!痹诖艘饬x上筆者認為,文化基因的傳承需要依靠復雜的社會環境和教化機制,需要在每一代新人那里獲得“重生”。將某種文化傳統理所當然地和某個生物意義上的“種族”強行綁定,是極為幼稚的做法。很難想象一個從未接觸過《論語》和《紅樓夢》,從未背誦過唐詩宋詞的中國人,在文化意義上還有多少是“中國”的。

  《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學的視角》

  陳勝前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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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李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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